台灣發展綠色金融之產業趨勢
行政院已在2023年3月將2050淨零排放列為國家政策，為推動各項淨零工作，勢必需要仰賴金融的力量，因此發展綠色金融為產業淨零之關鍵議題。本文就「2024 智慧城市展-淨零轉型論壇」中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曹榮軒博士以及臺灣氣候未來協會執行長廖卿惠博士分享有關綠色金融的產業趨勢，加上筆者就國際趨勢之觀察，分別為金融機構、企業以及新創應該如何面對或協助綠色金融，作一綜整與建議。
透過議合策略創造金融機構與企業雙贏局面
首先論壇由福爾摩沙氣候智慧曹榮軒博士先點出一項常見的迷思，高碳排的產業是否需要汰除？曹博士認為實際上應該淘汰或進行管理的是高碳排的「資產」，而不是「產業」。目前綠色金融有三種執行策略，第一、只要是高碳排產業就不承作貸款，資金沒有流動性，企業也得不到好處，這對金融機構與企業來說是雙輸局面；第二、不碰綠色金融，一切都照舊執行，那麼現況不改變的前提下，自然也無法達到防止地球暖化的目標；第三、透過有條件承作讓企業與金融機構議合（Engagement），企業承諾減碳行動，生產更多對環境有益的資產，金融機構也可有效活用資金，為環境做出正面影響。曹博士以最常見的高碳排資產–建築物為例子，現在在歐洲幾乎所有建築物都被貼上不同等級能源標章。以荷蘭為例，荷蘭現已立法強制每一戶出售的房子必須標示出能源標章的等級（由能效高至低共分A-G六個能源等級標籤），才能進行房屋賣賣或租賃；歐盟進一步規劃於2028年禁止買賣/出租低能效建築，用意就是要逐漸汰除低能效建築。乍聽之下，如果原有的老舊建物無法買賣出租，對金融機構來說可能是一種風險，但是人類對建築物的需求始終沒有下降，所以相對地高能效的綠色建築之需求將會提高；金融機構與其不貸款給低能效建築，不如與屋主議合討論，透過資金讓屋主投入建築能效改善，透過弱機電、空調、照明、屋頂、通風等設備上的汰換，讓高耗能建築逐步轉型為綠色建築。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創造雙贏。
金融機構由風險管理角度評估氣候風險
金融機構的資產風險管理很重要，怎樣更精準去評估氣候風險，這是國內金融機構一直鑽研的課題。曹博士是氣候變遷科學出身，就這點提出兩點建議。第一、借重公開資料的力量。台灣這方面因為先天氣候變化很大，做模型做預測要有sample，剛好台灣不缺，所以在這方面的累積科研能量很高；但是，這些能量目前藏在各政府機關中，需要金融機構去挖掘，來協助金融機構作氣候風險評估。曹博士建議金融機構不要重頭自己做，找到資料資源，好處是後面有人幫你掛保證，比如說：水利署淹水潛勢圖，用這個資料去跟客戶談風險，客戶會買單，但如果用金融機構自己做研究跟客戶談風險，客戶說不定會投訴金融機構；金融機構聚焦風險管理領域專業，過去金融機構怎樣面對這些風險，應回到自己擅長領域和方法去發揮。第二、建議與金融機構先行者聯盟合作，如果可以用開放資料格式方式釋出，讓先行者聯盟已完成的風險模型資料協助中小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間應在綠色金融上應相互合作，不要中小企業被市場淘汰。
金融機構如何協助企業因應碳關稅
第二位講者臺灣氣候未來協會執行長廖卿惠博士也提到金融機構如何協助企業因應歐盟的碳關稅。碳關稅又稱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ABM）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主義機制，其目的在於防止「碳洩漏」（Carbon Leakage）。舉例來說，歐洲境內一噸碳如果要收費100歐元，因為成本很高，歐洲的企業就會要想把工廠搬去歐盟境外其它不收費或收費低廉的地方，這樣的結果就是碳洩漏，歐盟收不到碳費，而工廠外移的結果也將造成歐洲國家重大經濟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提出CABM機制，當產品要從歐盟境外賣回來時，就要額外課稅。CABM的計算公式略微複雜，但整個公式中能使企業減少碳關稅，最關鍵的參數就是「出口國支付的碳價」；如何讓調整「應付CBAM憑證」變小，就是讓「出口國支付的碳價」拉高。以台灣為例，當台灣本身碳費收很高，這些錢就可以留在台灣，對主管機關來說可以做的事很多，可以用於更多環境上的改善措施或是有助於環境技術研發。但如果一下子從每噸300元瞬間拉到每噸3000元，產業與民生將會受到很大的衝擊，所以金融機構在此扮演很重要角色，透過各式綠色金融工具提升企業資產的品質，在未來的10至20年協助企業慢慢變綠。
企業及早布局綠色溢價，爭取未來更多消費者認同
回頭看台灣的情形，台灣目前有永續金融貸款產品（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SLL），但是目前都是銀行單方面讓利，貸款在尚未強制規範的現況下，綠色金融只是一種手段；曹博士建議第一線的從業人員要養成前述的議合能力，與企業對話要以對環境產生正面影響的維度切入，強化執行綠色金融的目的，與企業建立可長可久的伙伴關係。部分的金融機構目前覺得做綠色金融本身就是多花錢，但實際上從長期來看，這是一件賺錢的事。比爾蓋茲很愛談「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這個商業模式，意思是為了一個綠色永續的目的，認同綠色永續理念的消費者願意多付一些錢，表達其認同與支持，因此綠色溢價可以有效刺激經濟成長。舉例來說，歐美的尿布大廠都宣稱要在2040年達成淨零的目標，比一般2050年還要再提早10年，這是因為現在這些包尿布的小寶寶，到2050年才25歲，企業可以超前部署建構其綠色溢價的形象，而金融機構更應該由綠色溢價的角度來看待綠色金融，這對金融機構在環境永續形象上有正向的幫助。但若企業本身在短期內還沒辦法有綠色溢價的作法，還有另外一種作法，即購買碳權。
圖、企業擁抱綠色溢價
資料來源：Bing image creator
企業購買碳權與漂綠的迷思
購買碳權是一件熱門的趨勢話題，但市場上有不少聲音質疑這件事本身是不是一種漂綠行為。廖博士認為實際上碳權是一種贖罪券的概念，像廖博士出席演講時，她就會依照演講的地理位置、聽眾以及搭乘交通工具購買適當額度的碳權，既然購買碳權，那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搭乘高鐵通勤，而不需要用騎腳踏車的方式。願意購買碳權這件事，表示買的人知道他本身做的行為其實對於環境有負面影響。如果把碳權比喻為科技減肥塑身衣的話，一個人單純只靠塑身衣就達到減肥的效果，這就是一種漂綠的行為；但如果是從每天養成運動習慣、從飲食改善後，再搭配塑身衣來減肥，這就不是漂綠。廖博士特別強調一點，碳權本身是無罪的，它的本質是「公益小天使」。而現在碳權市場各種專案碳權價格有高有低，怎樣才算是好的碳權？廖博士提到購買碳權時必須滿足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至少3項目標，才能稱之為好的碳權，否則只能稱之為「裸碳權」，僅有滿足1項SDGs目標的碳權的價格相對較低，即便使再生能源發電的碳權，也必須滿足3個SDGs，否則它的公益性很低。總的來說，購買碳權是為了要協助企業在面向淨零的過渡轉型期間一種輔助工具，不能僅仰賴購買碳權，企業本身要付出更多心力在提升對環境的正面影響力上。
廖博士接著談到企業為何要取得碳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訂單，另一個原因是企業願意自主投入減碳。任何新規則制訂時一定會淘汰很多企業，一定會有企業被迫離開市場，而最終會留下來的，都是主動願意配合新規則的企業。以台灣目前而言，目前被政府列管的是上市櫃公司，而資本額3至4億以下中小企業，目前還不在主管機關的列管範圍內，所以除了訂單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這些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們有永續的意識，願意提早投入行動。如果企業為了要訂單，不把減碳當成本，而是當成投資，就會很有動力。目前市場上購買碳權的分成排碳大戶以及綠色供應鏈，其中中小企業多屬於綠色供應鏈的部分，即這些業者是為了符合供應鏈制訂的排碳標準而有購買碳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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